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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在处理夫妻关系问题时经常会遇到一些普遍问题,为了促进对这些普遍问题的分析和治疗,作者写出了这本《夫妻治疗指导计划》。在心理健康诊所中,有关夫妻关系的问题大约占所有问题的40%(Gurin,Veroff,&Feld,1960;Veroff,Kulka&Douvan,1981)。在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所有压力情景中,离婚和婚姻问题仅次于丧偶或亲人死亡而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Holmes&Rahe,1967)。同时,婚姻问题大大地增加了个体患抑郁症的可能性(Weissman,1987;0'Leary,Christian,&Mendell,1994;Whisman&Bruce,1998),而且它还是个体试图**的最主要原因。
夫妻关系的问题不仅是夫妻俩自己的事(在美国,现代的离婚率一直徘徊在50%左右),而且也会引发一系列的个人问题。治疗师们无论是处理成人还是儿童的问题,都必定会遇到夫妻关系或婚姻问题。因此,本书不仅对那些存在夫妻关系问题的人有用,而且也给治疗师们在治疗其他关系问题时提供了一个辅助手段。
有时候,夫妻间冲突的减少会有利于减轻个人问题或者家长问题。比如说,当夫妻关系问题被认为是引起女方抑郁的原因时,那么随着夫妻关系问题的解决或者减少,女方抑郁程度也将明显地减轻(Beach,Sandeen,&O'Leary,1990)。同样,如果父母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比如因为子女的抚养问题出现争执),那么一旦父母的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孩子的个人问题也可能得到改善(Dodds,Schwartz,&Saunders,1987;Pfiffner Jouriles,Brown,Etscheid,& Kelly,1990)。当患者面临双重诊断时,治疗师就必须尽可能地了解个体或童年期的问题(心理病理学)及其相应的治疗方法。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有助于治疗师处理夫妻关系问题以及个体或者家庭问题。
为了达到这些特定的目标,本书界定了一些治疗目标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治疗程序。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一种治疗指导计划并不足以完全替代临床训练或者专业诊断,某个治疗目标的达成将建立在每个个体治疗案例的细微差别之上。
本书三位作者间的通力合作是电子时代的奇迹。丹尼尔·奥莱利(Dan O'Leary)和理查德·海曼(Rick Heyman)均身处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分校(Stony Brook),与生活在密西根大湍流市(Grand Rapides)的阿瑟·琼斯玛(Art Jongsma)素未谋面。每一章的文稿也被无数次地用电子邮件来回传送。我们都非常期盼有一天能共进午餐,并向我们温和而又能干的约翰威立父子(John Wiley &Sons)出版公司编辑凯莉·富兰克林(Kelly Franklin)发出邀请。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爱人SusanO'Leary、Maria Vanoni和Judy Jongsma和我们的家庭,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包括在节假日的时候帮助我们发送文稿,并且在遥远的异地帮助我们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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